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证明规则的分层构建Layered Construction of Evidentiary Rules for the Disposition of Property Involved in Criminal Cases
闫召华,陈昂
摘要(Abstract)：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直接关系公民财产权保障，亟须构建相应的证明规则体系。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兼具权益恢复、秩序维护与风险预防功能，实体上属非刑罚性的独立财产处分，程序上应确立相对独立的对物之诉，复合属性决定了证明规则需分层构建。待证事实上，涉案财物事实包括与定罪量刑重合的共通事实和需独立查明的专属事实，后者涉及关联性、权属与价值。证明责任上，检察机关承担全面证明责任，证明困难时可引入推定规则；被告人的反驳须达到“证明必要”所对应的启动门槛，案外人须就权利基础事实承担完整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上，检察机关对专属事实适用高度可能性标准，被告人的反驳以动摇高度可能性心证为限度，案外人的权利主张适用优势证据标准。
关键词(KeyWords)：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待证事实;证明责任;证明标准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中国法学会自选课题“监察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中的协商机制研究”[CLS(2025)D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 闫召华,陈昂
DOI: 10.13893/j.cnki.bffx.2026.05.009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参见姚莉：《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反思与改革》，载《法学》2024年第11期，第124页。
- (2)参见黄永：《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完善的多元面向》，载《法律适用》2025年第7期，第26页。
- (3)参见向燕：《刑事经济性处分研究--以被追诉人财产权保障为视角》，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159页。
- (4)参见陈瑞华：《刑事对物之诉的初步研究》，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209页。
- (5)参见张璐：《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证明体系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4年第3期，第77页。
- (6)参见陈卫东：《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完善--以审前程序为视角的分析》，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3期，第44-45页。
- (7)参见吴光升、张晨璐：《责令退赔程序的功能定位及其与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载《贵州警察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第18-19页。
- (8)参见李奋飞：《刑事对物审判中的证明问题--以被告人对席案件为中心》，载《环球法律评论》2026年第1期，第103页。
- (9)我国现行刑法并未以“保安处分”之名设立统一制度，但有学者指出，禁止令、强制医疗等措施在功能上与大陆法系保安处分制度存在实质对应关系，与刑罚共同构成刑法法律后果的“隐性双轨制”。参见时延安：《隐性双轨制：刑法中保安处分的教义学阐释》，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40页。亦有学者主张，《刑法》第64条规定的没收违禁品与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在性质上属于保安处分而非刑罚。参见张明楷：《论刑法中的没收》，载《法学家》2012年第3期，第59-61页。
- (10)参见敦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法回应》，载《齐鲁学刊》2022年第5期，第83页。
- (11)参见肖沛权：《论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程序的证明机制》，载《政法论丛》2025年第5期，第120页。
- (12)参见陈卫东、曲艺奇：《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构建》，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第15-16页。
- (13)参见闵春雷、张伟：《论相对独立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之建构》，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98-100页。
- (14)参见陈卫东：《关于〈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几点思考》，载《政法论丛》2024年第1期，第34页。
- (15)参见陈瑞华：《论刑事对物之诉的独立性》，载《政法论丛》2026年第1期，第103-104页。
- (16)具体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2条将“有关涉案财物处理的事实”纳入“应当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范围，第279条要求法庭审理中对涉案财物及其孳息的“权属、来源等情况”以及“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或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进行调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00条则将“与犯罪有关的财物的来源、数量以及去向”列为公诉人出庭举证的事项。
- (17)参见闵春雷、张伟：《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的证明》，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第139页。
- (18)参见王庆刚：《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证明标准》，载《法律适用》2025年第7期，第51-58页。
- (19)参见杜邈：《论刑事涉案财物处理证明体系》，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第30、41页。
- (20)参见汪海燕：《〈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涉案财物处理程序的完善》，载《政法论坛》2025年第1期，第109页。
- (21)参见王莉、胡成胜：《犯罪工具认定和没收标准之辨析》，载《人民检察》2023年第9期，第70-71页。
- (22)参见王琪轩：《郗菲菲、李超、蒋超超、林恺盗窃案--“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司法认定》，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20集），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37-39页。
- (23)实践中，手机、机动车等日常物品并非专门为犯罪而购置，其价值往往远高于犯罪所得，不加区分地一律没收将导致处置结果与犯罪危害性严重失衡。
- (24)参见前引(18)，第52页。
- (25)[英]保罗·罗伯茨：《普通法系证据法的五个基本谬误》，阳平译，载《证据科学》2018年第1期，第107页。
- (26)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的宏观思考》，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5年第3期，第11页。
- (27)参见李昌盛：《积极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误解与澄清》，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171页。
- (28)参见纵博：《刑事被告人的证明责任》，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124-125页。
- (29)参见孙远：《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线索或者材料”--从“质疑责任说”到“审判对象具体化说”》，载《法学论坛》2025年第1期，第22-23页。
- (30)这一动态机制与学者所倡导的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协同的动态指控体系相契合。参见谢澍：《论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协同的动态指控体系》，载《政法论丛》2025年第5期，第139页。
- (31)参见欧卫安：《论刑事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及其履行--以积极辩护为中心》，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5期，第68页。
- (32)参见艾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检察院证明责任减轻制度》，载《法学研究》2025年第2期，第192-194页。
- (33)参见张保生：《推定是证明过程的中断》，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175-177页。
- (34)参见前引(19)，第39页。
- (35)参见王星译：《明知推定证明的刑事程序法续造》，载《当代法学》2025年第4期，第107页。
- (36)参见陈卫东：《构建中国特色刑事特别程序》，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6期，第39页。
- (37)参见邓晓霞：《未定罪没收程序的法律性质及证明标准》，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6期，第143页。
- (38)参见熊秋红：《从特别没收程序的性质看制度完善》，载《法学》2013年第9期，第81页。
- (39)参见前引(19)，第43页。
- (40)参见方柏兴：《论刑事诉讼中的“对物之诉”--一种以涉案财物处置为中心的裁判理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31页。
- (41)参见李昌盛：《证明标准因何而设》，载《学术界》2020年第7期，第84页。
- (42)参见韩旭：《〈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涉案财物处置制度的完善》，载《江西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第107页。
- (43)参见前引(17)，第140页。
- (44)参见前引(42)。
- (45)美国刑事诉讼教科书通常将证明标准划分为九个层次，由最低的“无信息”依次递升至最高的“绝对确信”。在该体系中，排除合理怀疑位居第二，优势证据居于第四，清楚可信介于二者之间、位居第三。参见杨宇冠：《论中国刑事诉讼定罪证明标准--以排除合理怀疑为视角》，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7页。
- (46)参见李浩：《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再思考》，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20页。
- (47)参见梁健：《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失范与规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年第5期，第95页。
- (48)参见前引(47)。
- (49)参见卞建林：《刑事诉讼模式的演化与流变--以海峡两岸刑事司法改革为线索》，载《政法论坛》2019年第1期，第112-113页。
- (50)参见陈光中、陈学权：《中国语境下的刑事证明责任理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第51-53页。
- (51)参见胡铭：《审判中心、庭审实质化与刑事司法改革--基于庭审实录和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载《法学家》2016年第4期，第16页。
- (52)有学者从证据调查构造的角度指出，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大体形成了兼容职权探知模式和当事人对抗模式的“混合模式”。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构造理论的再思考》，载《比较法研究》2026年第1期，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