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有成;
人工智能大模型价值对齐是指通过技术机制将道德规范嵌入模型体系，使大模型在自主遵循人类价值观的前提下优化既定目标。价值对齐本质上并非赋予大模型人工道德主体地位，而是确立人类作为最终的道德判断权威，并通过法治化机制予以保障。现有主流价值对齐方法在目标确定、有效性验证、可解释性保障与可扩展性监管等方面均存在难题，我国当前大模型价值对齐的治理实践也呈现出基础制度供给缺失、可操作性不足、规范维度失衡、相关义务规定缺位等结构性困境。构建大模型价值对齐法治化机制需要从目标确定机制、责任分配机制、可解释性保障机制及对齐评估机制四个方面推进，确保大模型在制度理性约束内真正对齐人类价值秩序。
2025年06期 v.19;No.114 50-6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34K] [下载次数：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王浩然;
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下的综合性经济新形态，对于我国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低空经济发展有其特殊的法律保障需求，但既有的公法视角存在规制理念和规制效果的内在局限。应超越传统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对立，采取低空经济发展的公私法协动保障进路。第一，应明确低空空域使用权的公私法益属性，强调促成低空空域物权层面的积极利用，并以公共利益作为公私法协动的规制目的。第二，重塑低空经济中发展与安全的理念关系，坚持发展优先、安全底线的基本原则，并引入技术规制的混合模式。第三，展开公私法协动的具体规范构造，确立私法规范主导下的自治制度供给，及公法规范介入下的监管体系建构。
2025年06期 v.19;No.114 64-7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05K] [下载次数：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4 ] - 陈杰;
比例原则适用的前提是澄清内部结构，其关键在于明确正当目的原则的定位。三阶层说基于立法/行政二分认为，虽然立法领域将正当目的原则作独立审查较具共识，但行政法领域则谓此冗余或仅作预备，应从比例原则剥离。对此可商榷如下：第一，行政目的法定不等于行政机关在解释与运作中无裁量空间；第二，区分合法性、合理性审查无法排除“实质合法性审查”的存在，正当目的原则应纳入后者；第三，不能用手段目的关系替代正当目的审查，独立审查目的正当性有助于公法领域价值一体化及证成文化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可说明正当目的原则在比例原则内应作前置审查的原因，以及目的正当性为何应采取排除真实动机审查的“最低限度解释”。
2025年06期 v.19;No.114 78-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32K] [下载次数：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熊文钊;俞程;
《立法法》第82条规定的“不重复上位法”原则，未系统消除下位法对上位法的“不必要重复”，其根源在于立法者对立法重复现象的误解。立法必须注重法律规范的逻辑性及其与法律体系的一致性，此乃立法的“外在界限”与“内在要求”使然。据此，可将立法重复现象划分为“必要重复”“不必要重复”“完全重复”“不完全重复”四类。按此分类，“必要重复”乃基于群体法律文化与法律体系需求而产生，其有助于维护法制统一，而对于“不必要重复”则应坚守立法改良主义予以避免；“完全重复”在总则性条款等场景具备积极作用，而对于“不完全重复”则可通过细化、补充上位法条款予以杜减。
2025年06期 v.19;No.114 96-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88K] [下载次数：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王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2条需要再解释。第2条限制了“与他人同居”的范围，使得有配偶者与同性共同居住，以及与婚外异性非持续、非稳定地共同居住，为《民法典》所允许、或者不能作为离婚事由、或者不能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事由，使这些行为脱离法律规范、失去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与他人同居”能否作为离婚事由以及能否离婚时主张损害赔偿，需要法官根据第1079、1091条结合具体案情作出判断。第2条将“以夫妻名义”与他人共同居住归入重婚范畴，使得第2条与第6—8条存在着逻辑的不一致。如果认为应当刑罚处罚某些男女关系，建议将以夫妻名义与他人同居从重婚罪中剥离出来。增加非法同居罪，用于规范“以夫妻名义”与婚外异性持续、稳定共同居住的行为。
2025年06期 v.19;No.114 113-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50K] [下载次数：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汪渊智;白一帆;
准法律行为是民事法律生活中重要的行为类型，但是理论上对其缺乏系统性研究，学界多将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套用于该类行为，由此导致准法律行为的解释问题被简单化为法律适用方法的问题。实施能力问题是准确理解准法律行为的首要问题，也是准法律行为区别于法律行为的关键。民事法律行为中的行为能力制度不宜直接适用于准法律行为领域，对准法律行为实施能力的判断应首先回归至意思能力，并以目的意思能力为一般要求，以效果意思能力为特殊要求。准法律行为类型多样，既不宜对所有类型的准法律行为统一适用形式化的判断标准，也不宜在具体案件中完全交由法官对其行为效力进行个案判断，而应构建以行为性质为分层依据、以伦理性强度为补充的准法律行为能力要件体系。
2025年06期 v.19;No.114 129-1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95K] [下载次数：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周苏湘;
目前实务上就《行政诉讼法》第75条规定中“行政行为没有依据”的理解存在分歧。无效行政行为的要件内容与可撤销行政行为的要件内容不是对应关系，决定“行政行为没有依据”的表现形式应限于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行为不必然违法，即使违法也未必无效，故而认定“行政行为没有依据”，应先判断行政活动是否为行政行为，再根据行政行为法定原则判断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最后判断行政行为是否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借助类型考察方法可以发现，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行政行为没有依据”应指侵害性行政行为没有实体法依据，以及涉及基础关系且能严重影响行政相对人生存发展的特别权力关系行为没有实体法依据。
2025年06期 v.19;No.114 143-1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71K] [下载次数：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